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释义

外延与内涵共同构成概念，进而影响一种理论能否依托概念的逻辑运演来准确地描述现象、解释现实与揭示规律。在此意义上，把握红色基因概念的外延，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研究的学理前提。当前，学界在释读红色基因概念外延方面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范式。

1. 从“生物机体”视角释读红色基因概念外延。“基因”又称遗传因子，具有复制功能和遗传功能，决定着生物有机体的组织构造，控制着生物性状的代际遗传。当下，“基因”一词逐渐从生物学语境被移植到其他学科，用于解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的构造因和始发因。探讨红色基因概念，存在着从基因的生物学语境向人文社会科学语境转换的问题。在这种语境的转换中，出现了一类从“生物机体”视角释读红色基因概念外延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表现为把红色基因理解为党的某种构成要素，代表性观点有：“红色基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思想因子的总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革命道德、思想路线以及先进本质的集中体现”；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在思想理论、精神道德、作风实践中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显然，这种理论范式看到了红色基因对党的“生命有机体”的构造作用，其实质是将由红色基因复制或遗传而来的党的某个或多个“机体构成部分”理解为“红色基因”概念的外延，从而揭示了红色基因对党的“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构造和遗传作用。

2. 从“红色历史”视角释读红色基因概念外延。在红色基因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从党的“红色历史”视角释读其概念外延的理论范式，代表性观点有：“红色基因在中共长期革命斗争和红色政权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被验证，不断传承下来”；“红色基因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基因主要经历了五四运动、建党、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五个发展阶段”。显然，红色基因与党的革命历史具有必然性联系，在红色基因概念外延的研究中，既可以从党的行为实践中观察和理解红色基因，也可以从红色基因出发考察和分析红色历史，从而印证红色基因存在于红色历史之中并且对红色历史发挥内在的引领性和规定性作用。在深层次上，红色基因通过复制作用和遗传作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并通过红色革命历史外显出来。因此，强调红色历史孕育红色基因的理论命题，主张红色基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红色历史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质上就是将红色历史界定为红色基因概念的一个外延。

3. 从“红色文化”视角释读红色基因概念外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培育出了系列红色精神，如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红色文化，展现出党的先进性与革命性，由此引发了将红色基因概念外延界定为红色文化的理论命题，代表性观点有：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因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相结合而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基本文化单元……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文化”；红色基因“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革命、社会建设过程中带领人民所形成的各类红色精神与文化”。显然，红色基因处于红色文化内部，是红色精神之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决定因子，并在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革命实践的交相作用中，构造出红色文化的价值理念、精神传统、思想内核和发展方向。因此，这种理论范式实质上是把红色基因视作红色文化中可复制、能传承的基因密码，强调红色基因对红色文化生成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并由此把红色文化界定为红色基因概念的一个基本外延。

按照“物质性原则”“信息性原则”推论，红色基因概念的内涵主要是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依托共产主义理想和证成共产主义理想之科学性、崇高性和必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呈现出红色基因内涵的系统结构，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正是共产主义信仰及其系统结构，决定着党的根本属性，构造出党的生命有机体、演绎出党的辉煌历史并孕育出党的红色文化等红色基因外延。

1. 界定原则：“物质性原则”与“信息性原则”。在生物学视阈下，基因决定着生命的机体构造和基本性能，并在与环境的交相作用中演绎出生命的整个历程。从“基因”的原始词意出发，可以推断出红色基因既在空间维度上决定着党的机体构造和机体功能，又在时间维度上保证党的根本性质不变，并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演绎出党的辉煌历史和红色文化。为此，界定红色基因的内涵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物质性原则”，即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方式，具体表现为它在空间维度内是构造出党的生命有机体的原始要素，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相结合而成的整体性建设中处于核心位置，具有“始发因”的作用；二是“信息性原则”，即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具体表现为它在时间维度内是党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最初动因，保证党的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并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演绎出党存在与发展的各类“现象”，具有不变性、稳定性和贯穿性，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按照“物质性原则”和“信息性原则”进行逻辑推演，红色基因概念的内涵主要是共产主义信仰。诚然，“共产主义信仰”包含共产主义理想和证成共产主义理想之科学性、崇高性和必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前者描述了一幅人类社会未来状况的理想图景，展现为彻底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后者则是证成这幅理想图景何以科学、何以崇高以及何以必然的理论逻辑，展现为严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 系统结构：社会形态、价值体系与革命实践。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红色基因的主要内涵，呈现了红色基因的系统结构。首先，它呈现为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以及人的异化状态，描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次，它呈现为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共产主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之所以“彻底”，是因为它内含的价值体系建立在唯物史观而非人性史观的基础上，它强调的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根植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释义。在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这种“彻底的人道主义”，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体系的始发因和构造因。再次，它呈现为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任何信仰都包含观念情感上的仰慕和行为实践上的追求，信仰者内在的观念情感必然导向与之相应的行为实践。共产主义信仰辖域下的理想信念能够而且必然导向共产主义运动，亦即它“不只是对世界的面貌和图景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且为历史主体指出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进言之，共产主义信仰是红色基因概念的主要内涵，正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思想的崇高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其将人的解放思想的崇高价值具象化为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并将之设定为党的最高目标，继而在崇高价值与美好社会的指引下，领导人民开展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辉煌的革命史。

生物学视阈下基因的效用逻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复制密码在细胞复制过程中构造出生命的有机体，二是作为遗传密码在种族繁衍过程中遗传生命的基本信息。据此，社会科学视阈下的红色基因则体现出可复制性、遗传性和文化性三重特质，其效用分别显现为对党的机体构造逻辑、性状遗传逻辑和精神浸润逻辑，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1. 红色基因的可复制性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机体构造逻辑。基因具有可复制性，可以参与细胞间和细胞内的信号传递，通过细胞的复制而构造出生物的整个机体。红色基因同样具有可复制性，能够构造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有机体。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红色基因的主要内涵，对党的机体构造逻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动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正是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就像习近平所强调的，“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其次，共产主义信仰构造出党的宗旨、思想路线、阶段目标乃至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共产主义信仰描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图景，并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证成了共产主义的崇高性和必然性。它根植于人民利益，生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它立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衍生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最高目标，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结合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设定阶段性目标，从而促成了党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再次，共产主义信仰构造出党的组织原则、组织体系乃至党的系统建设。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根源于共产主义信仰内含的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同时，党的组织体系乃至党的系统建设则适应于党的阶段性历史环境，并服务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总之，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红色基因的主要内涵，在党的成立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党的系统建设等三个方面显现出对党的机体构造逻辑。

2. 红色基因的遗传性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性状遗传逻辑。基因具有遗传性，携带着祖辈的遗传信息，既决定后代的总体性状特征，又控制生物的个体性状表现。红色基因同样具有遗传性，对党的基本性状具有决定性作用。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红色基因的主要内涵，对党的性状遗传逻辑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共产主义信仰作为“遗传信息”，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因素。当共产主义信仰坚定时，党则具有“健康的机体”，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当共产主义信仰弱化时，党的建设则可能受到各种挑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其次，共产主义信仰作为“遗传信息”，保证党的基本性状世代相传。换言之，共产主义信仰具有稳定性，它所衍生的党的理念、章程以及组织结构、制度体系等“实体要素”，可以超越个体的“生命有限性”而被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党的基本性状得以世代传承、永不变质。再次，共产主义信仰作为“遗传信息”，需要相应的教育机制，从而保障党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恰恰是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保证了党的基本性质的稳定。正如习近平所言，“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红色基因的文化性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浸润逻辑。从词源上看，红色基因把“基因”一词从生物学语境移植到社会科学语境，因此，它除了具备“基因”所固有的可复制性和遗传性之外，还具有文化性。红色基因的文化性是指它作为党的信息密码，以思想文化的形态而存在、传承和发展，体现着党的文化生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影响着党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同。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红色基因的主要内涵，对党的精神浸润逻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共产主义信仰具有价值意蕴。价值是文化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基本属性，共产主义信仰蕴含的集体主义、自由平等、友爱互助、无私奉献等价值理念在当代展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了党的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文化。其次，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实践意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进言之，共产主义信仰的这种实践指向性，指引着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征程；正是在革命征程中，党领导人民锻造了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共产主义信仰则是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奠定了建设先进政党文化的基础。再次，共产主义信仰具有人民意蕴。共产主义信仰根植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党员具有吸引力和指导力，能够浸润到党员的精神深处，建构党员的思想观念，规范党员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它“是存在于每位党员身上的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政党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政党传统文化的思想因子，是政党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在根本上奠定了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