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强创业“天团”是怎样炼成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已不甘于书斋里的研究，他们拿起了这件“武器”，誓要改造中国。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这群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6座城市建立起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一份译自俄文的1921年重要档案文献这样记载。

正是有了这些早期组织的努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其后，在共产国际代表推动下，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各地代表，应邀来上海赴会，他们平均年龄28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即将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
1920年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在此活动。
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成立。

 

在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

1921年初夏，夜幕降临，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神色匆匆，敲门进入望志路106号。

 

 

李达

来人名叫李达，皮肤白皙，光头锃亮，戴着细圆眼镜，一副学究模样。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李达来到上海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月刊，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此番前来，李达要找的人是李汉俊。此时，李达已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而李汉俊，是他的前任代理书记。

 

 

 

李汉俊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成立地点就在离此不远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那里是陈独秀在上海时的住处，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自陈独秀1920年2月来上海后，那里便成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5月初，陈独秀等人商议发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希望加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便是其一。到了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周佛海等17人在这里齐聚，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南下广州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在中共早期组织中，李汉俊被称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与李达一样，曾留学日本，深受河上肇、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后来毅然放弃了较为喜欢的数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于精通日、英、德、法四国文字，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他来说也更为容易。回国后，他在上海先后担任《星期评论》编辑，主编《劳动界》周刊，并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著作。

 

 

马林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在与李达和李汉俊几次交谈后，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尼克尔斯基

得到远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的确认后，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的时机已然成熟。李达趁夜前来，正是与李汉俊商议邀约代表的事。开会地点则在李汉俊提议下，选定为其兄李书城家。此时李书城正在武汉，房屋空置，其北洋陆军总长的身份恰好也可作为掩护。

翌日，李达、李汉俊分别去函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法国、日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通知各位代表前来上海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报到。
 

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地旧貌。

 

在武汉，办学教书酝酿建党

 武汉代表董必武与李汉俊交情甚笃，来往也很频繁，他将李汉俊称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董必武

“李（汉俊）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1919年春，由鄂赴沪的董必武结识了李汉俊，彼此一见如故，在后来的回忆中，董必武如是写到。

虽然仅比李汉俊年长4岁，身着长衫、长脸清瘦、留着山羊胡的董必武，却给人一副憨厚长者的印象，与他清末秀才的身份颇为契合。董必武熟读四书五经，28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读书期间，他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投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还曾两度被捕入狱。

在上海思想骤变、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汉后主持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任国文教师，年轻他10岁的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陈潭秋也前来兼任英语教员。

 

 

陈谭秋

陈潭秋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因其兄长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从小便受革命思想影响。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通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恽代英、林育英等人领导了武汉的学生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前往上海联络各地学联。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

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得知了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消息，旋即酝酿建党。这年秋天，他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驶向上海。
 

文化书社位于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潮宗街），
这里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重要活动地点。
原建筑已不存在。

 

在长沙，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6月初，湘江之畔，接到来信的毛泽东兴奋不已。

 

 

毛泽东

这一年，毛泽东28岁，眉清目秀，一身灰色长衫，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事。对于目的地上海，他早已不陌生。

3年前，毛泽东与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讨论学术、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离开湖南老家，经老师杨昌济介绍，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助理馆员。那时的北大群英荟萃，毛泽东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他的思想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后来为响应五四运动，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章二十余篇，其文犀利尖锐，气势恢弘，反响热烈。

1920年5月，在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毛泽东专程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旁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一个石库门房屋，专程拜访仰慕许久的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

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与陈独秀促膝长谈。他后来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相见，那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他曾在信中抒写自己的困惑。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让这个“睡在鼓里”的年轻人看清了方向。“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彭璜等人创办了文化书社，大量销售马列书籍，还在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一年底，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29日，傍晚的长沙，黑云压城，大雨将至。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革命环境异常险恶，毛泽东与何叔衡便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前往上海。
 

 

 

何叔衡

这年45岁的何叔衡，是年龄最大的代表。当他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成为同学，已人到中年，由于留着一撮八字胡，被人戏称“何胡子”，“老学究”气质扑面而来，看上去似乎与周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们格格不入。

何叔衡曾在清末中过秀才，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深感“子曰诗云”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想救中国还得学习新文化、新思想。他不仅参与了长沙的反帝爱国行动，也与毛泽东一道，发起成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后来曾高度评价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赞其“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毛泽东、何叔衡匆忙辞行，乘船启航，就连友人送行的提议也婉拒，这让好友谢觉哉颇为不解。不仅如此，二人对赴沪事由也是闭口不提，直到后来谢觉哉才明白，这是为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北京大学红楼。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在该楼
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北方，青年才俊登上革命舞台

 曾“相约建党”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却双双缺席大会。

李大钊长袍短发，一撮八字胡令人印象深刻，日本留学回国后，他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这年10月，在北大红楼的李大钊办公室内，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初建时只有3名成员，除了李大钊外，另外两个人是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

 

 

张国焘

出生于地主官僚家庭的张国焘，国字方脸，浓眉大眼，在“五四”时期便是北大的活跃分子。1919年5月4日，他积极参加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又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深入京汉铁路长辛店举办劳动补习班，与邓中夏等人轮流任教，启发工人觉悟，发现和培养骨干，于1921年5月1日，他们组织了一千多名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成立了远近闻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接到上海来信，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马上开会讨论出席人选。由于不久前率领师生请愿被军警殴打伤势未愈，李大钊遗憾地难以赴会，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荐为代表前往上海。因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张国焘便提早一步，在6月下旬动身。

 

 

刘仁静

北京代表刘仁静年仅19岁，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似文弱，在五四运动中却是行动坚决。随游行队伍行至曹汝霖住宅时，刘仁静与同学一道爬窗进屋打开大门，放学生进门痛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誉为“小马克思”。不过，刘仁静能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一大，不得不说也是因为李大钊、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都因种种原因无法脱身。“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几十年后，刘仁静如此回忆。

南下上海途中，张国焘在济南与当地的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会面，“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张国焘回忆，济南的党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商谈执行办法。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

王尽美长脸寸头，一对大耳虎虎生威，被大家亲切唤作“王大耳”，邓恩铭则圆脸清秀，留着三开分头。五四运动期间，两人分别作为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领袖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1919年下半年，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接触了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次年，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并发起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邓恩铭

到了1921年，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了。
 

今素波巷30号广州市第十中学内“小红楼”。
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正式成立。

 

在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

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陈独秀在1920年底离开了上海，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当时正逢需要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他脱不开身，便派从上海前往广州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参加会议。
 

 

包惠僧

包惠僧是湖北人，宽鼻厚唇，曾在武昌教了半年书，随后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社担任记者。五四运动期间，包惠僧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耳濡目染，深受鼓舞。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在一次采访中与其结识，并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受到陈独秀影响，包惠僧也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1920年，他参加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前往上海，准备赴莫斯科留学，却因海路中断未能成行，便留在上海参与党的早期组织活动。5月，他受李汉俊委托前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便参加了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经历了一些曲折。最早成立的“广东共产党”成员中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1920年12月到达广州后，经过一番讨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推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以《广东群报》编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为主要成员，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陈独秀、谭平山先后担任书记。

 

 

陈公博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1920年暑假，他们三人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的途中停留上海，与陈独秀商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毕业后陈公博一边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一边在《广东群报》担任总编。他请老师陈独秀为创刊号撰文，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

接到开会通知后，陈独秀召集了广州早期组织的全体成员开会，决定推举陈公博为代表，并委派包惠僧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出席会议。
 

日本东京市落合村（今东京目白通ぃ目白三丁目西南侧），
施存统留日就读学校。原建筑已不存。

 

远在日本的施存统也接到了开会通知，他与周佛海都曾参加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仅有的成员，便请周佛海利用暑假回国出席中共一大。
 

 

周佛海

周佛海1917年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日本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撰写和翻译了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在上海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上不断发表犀利文章，小有名气，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周佛海就这样参与了陈独秀组建的上海早期组织。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并于施存统一道组织了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今巴黎学校路50号（rue des ecoles）。
1921年中共旅法早期组织在张申府住所索邦公寓成立。

 

在欧洲，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旅法华人也于1921年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不过，由于路途遥远，时间仓促，已来不及派代表回国赴会。
 

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

 

望志路，赤子之心在此汇聚
 

1921年7月23日晚，望志路106号。

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齐聚一堂，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开天辟地，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随即诞生。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当年满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在此汇聚的热血青年们，最终所走的道路却是迥然不同。

鲁迅1930年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这样写道：“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用来形容13位一大代表此后的人生轨迹，也十分妥帖。

毛泽东、董必武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不断奋斗，最终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李汉俊、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为了崇高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达虽然一度脱党，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贡献；

包惠僧、刘仁静在脱离革命阵营后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则成为了背弃信仰的叛徒、汉奸。

100年后，那栋巍巍石库门仍屹立于繁华闹市之中，诉说着当年开天辟地的荣光。

（图片来源：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栏目主编：张骏

本文作者：吴E

文字编辑：洪俊杰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秋脱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省教育厅长。1927年12月在武汉遭军阀杀害。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1925年红军长征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1938年因叛党被开除出党。1979年12月在加拿大病逝。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7年在北京去世。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9月在狱中被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狱中就义。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2年秋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在狱中病死。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1927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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